黄厚斌:讲故事与设谜题 | 评论者说

时间:2021-04-30 14:18:53 来源:藤卷网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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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黄厚斌,曾用笔名黄守昙,广东汕头人,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教师,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硕士,曾获林语堂文学奖首奖、香港青年文学奖,小说、诗歌发表于《上海文学》《萌芽》《诗歌月刊》等刊。

评论者说

讲故事与设谜题

文/ 黄厚斌

“人类对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。”罗伯特·麦基在《故事》一书中如是说。青年写作者总是容易遇到这样的两难,要文学形式的创新,还是要将一个故事讲述得动人有趣?因而一些人沉湎于惊奇的故事,另一些人则把讲故事的传统视作陈旧之物。王安忆在《故事和讲故事》中提出:“一个故事本身就包含了一个讲故事的方式。”当我们试图采取不同的方式叙述同一个故事,其实故事就已经发生了变化,这意味着“同一个”已不可能。叙事学则把故事与如何讲故事放置在一起,在两者间取得微妙的平衡,或许才能成就一篇好的小说。今天我们应当承认,叙事是古老的手艺活,是小说萌生之初确立其文体特征的最重要基因,几乎所有进入小说领域的青年创作者都必将面对这一技术问题,在本期几位青年作家的小说中,我们得以辨认出“叙事”中“叙”这一线索的多元,与他们笔下“恒常的新”。

杨知寒的《故事大王》其题先声夺人,小说中的叙述者正是以讲故事为技,在充满恶意的校园中立于不败,似乎讲故事真的可以带来“大王”的地位。小说中恶童们开展霸凌的起点,均是“不卫生”三个字,郑旺被嘲笑是因为流鼻涕,孟文静则是因为被说“不刷牙”,小漂亮也是“脏兮兮的”。为了侮辱郑旺,恶童们也使用最肮脏的字眼,以话语上的权威划出“不清洁”的落单者,并嘲笑落单者的抱团取暖。从卫生习惯上的“不清洁”,霸凌的原因又折向道德上抽象的“不清洁”,小说中孟文静被主人公传谣中伤时的一段书写,可谓精彩,孟文静嫌弃、咒骂捡破烂的奶奶,或许也是基于一种“清洁”的心理,但在主人公主力影响的舆论中被认为是“不孝顺”,是道德上的“不清洁”。我们可以见到,谣言(也是某种维度上的虚构)在平庸之恶的簇拥下,最终取得了胜利,而且主人公其实非常享受这种“人言可畏”的权威。

主人公身上的道德感其实颇为复杂。她时而以道德捍卫者自居,似乎“永远有新的正义等待伸张”,于是她注视着季老师,抱有新闻记者般的好奇;时而通过一点细节来虚构故事,“制造谣言,给平常的生活填充刺激”,成为恶的始作俑者。小说的主体是成人以后,主人公在同学聚会上,向自己曾欺凌过的孟文静讲故事,将沉积多年的罪恶感抒泄出来。此时,讲故事已经从“虚荣发展”的手段变化为“良心的剪辑”。主人公已经意识到赎罪的必要,方式是通过一场讲述,然而却证明是徒劳的。有如“狼来了”般,人们不再相信她的讲述,又或者是质疑讲述的意义,反问:“可现在这样的道歉能挽回什么?”

阅读《故事大王》的时候,我总能想到苏童的香椿街系列和王朔的《动物凶猛》,恶童群像的塑造,通常是写作者呈现残酷、粗粝的社会时的常用之法。小说中也处理了《动物凶猛》的一个主题,即人对过去回忆的修正。《故事大王》使用了一种不可信的叙述,这种不可信的底色由时空久远的回忆、成为习惯的虚构、晕眩纷乱的酒醉相互补充形成。不可信的叙述无疑带来了更为矛盾的阅读体验,同时也对主人公形象塑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当年其他的参与者,或许还难以反思自己造恶的过往,他们早已展开新生活,直到故事的结尾,受凌者的结局才被模糊交代,当我们好奇“心疼的啧啧声”背后的故事时,才发现,这恰好与开头主人公的记忆里季老师“甜蜜梦幻”的身影产生对照——一个复杂的霸凌者、造谣者形象终于完整地显示出来,她只能通过想象受凌者美好的生活,以减轻由过往施恶带来的愧疚,其实并不能真正抵达自省和赎罪,此刻我们理解“回忆不过是一个故事,那无疑是一个藏人的好地方”。从这点上看,作者并没有把校园霸凌这个题材写俗了,既没有写成披血带泪的控诉,也没有留给主人公与自己和解的机会,而是以第一人称的不可信叙事,暴露了人面对过往时的伪善与无力。

这篇小说还有很令人激赏的一点,是它通过设置众多人物,呈现了一个更逼近现实的失序的校园,侮辱、排挤、报复、诅咒、流言、道德绑架充斥其中;同时也解构了教师形象,比如暴躁的李老师,乐于与整个办公室一起分享学生的隐私,还有季老师,教授思想品德却因“不规矩”被流放到门房,她能看透学生的心思并不时挑衅,鼓动郑旺要以牙还牙而非息事宁人。从这样一个失序的校园,我们随人物走到家庭和社会上,能看到父母忙碌的独生子、得了疯症的医院工作人员、街上吹口哨的浪荡流氓、不顾孩子受欺凌的单亲妈妈,以及二十年后致富的少年犯、网络直播的女郎,他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失序的东北,而这种失序,建筑于一种孤独感之上,似乎人人都是被抛弃者,人人都应抱着空椅子醉哭。

与杨知寒的《故事大王》迥然不同,梁宝星的小说《失眠》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。《故事大王》是将“叙”嵌在“事”中,故事通过细节实打实地撞进读者的阅读之中,做出褶皱靠的是故事的嵌套与叙述的可信度,一眼望去,看到的还是故事的骨格;《失眠》则是将“事”嵌在“叙”中,时间轴在叙述进程中变换腾挪,故事的面貌也是从我、母亲、父亲、父亲的日记多个叙述视角拼贴而成,它更像是一个装置艺术品,流露着现代艺术家昭昭的野心。

《失眠》使用的是儿子的第一人称,主要写的是“我”作为儿子,去寻找长期失眠的父亲其身世的故事。小说本质是探讨经典的人生哲学问题,从父亲的日记就显示出来:我从哪里来,我是谁,我要到哪里去?作者梁宝星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,他 “一直尝试在所有的小说里弄明白‘活着’到底能做什么事情”,这篇小说也不例外。失眠是对“活着”的思考与由思考带来的焦虑共同外化的表征,即便父亲组成家庭而有了新的身份和命名,也无法缓解;小说中的“我”在父亲长眠后,也陷入了失眠,“对人生的焦虑”此时已由父辈交接给了子辈,构成代代继承的循环。可见《失眠》有明确的寓言性质,当中或许隐含了作者对“人生”或“活着”本身的看法——我们是在思考人生的过程中,疲劳地度过我们的人生。为了揭示小说这一谜底,《失眠》大量使用了象征与隐喻作为线索,其所指总在能指之外,提醒着读者不可用传统现实主义的视角去打量它,而应以解谜的思路参与到文本的阅读中来。比如父亲有爱清洁的习性,在一场皮肤病后,他开始怕脏,甚至因此不愿意下雨天出门和干重活,这种对“不洁净”的恐惧归因于父亲所历之事,小说中出现的多个时间符号是我们读者的钥匙——父亲如何在历史的垃圾堆中苟活下来。另外,我们从他的皮肤病可以看出明显的象征意味,皮肤新生隐含重生之意,在小说中发生了两次,一次他变为“新人”,决定离开黑水镇;另一次是临终前那一场久违的漫长睡眠,是父亲向死而生的一次精神上的解脱,和《西游记》唐僧在凌云渡脱去自己肉身一样,终于摆脱尘世之累,修成正果。

读者要抵达谜底,除了洁癖与皮肤再生、失眠,还可以留意作者埋下的其他线索。如摇篮男人和持镰刀的女人在父亲意识初萌时已显现真身:死的焦虑很快就赶上来,快到令人忘却生的喜悦;为了躲避镰刀的袭击,父亲还曾在树上居住,看到这里,我们不难联想到卡尔维诺的《树上的男爵》,以及其中对自我迷失的焦虑。《失眠》正是营造了一种逼迫的、紧张的氛围,读者仿佛跟着主人公一同经历逃亡、失眠和过度疲劳,被目不暇接的谜题诱引,又在解谜路上疲于奔命,在脆弱之际不得不直面作者所思。这展现了作者成熟的写作能力。

设置谜题,是有难度的写作,是写作者对自身与读者的挑战。一个好的谜手,除了要布置深刻的谜底,也要创造符合逻辑的、生动的谜面。谜底与谜面两者间如何建立平衡、构成线索,使得解谜难度恰当,这十分考验谜手的控制力。在《失眠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的纠结与拉锯,比如疯女人的存在,作者就直接告诉读者,“疯女人”是“记忆中”的,而非现实存在的;小说还写了父亲“从小就喜欢虚构故事,常在真实与虚构中犯混沌”,给人物设置了“虚构”作为爱好,会让小说的叙事真假莫辨,有了天然的逻辑完美,就像一个兜网在故事底部承托着,如此设置在《故事大王》中也存在,只不过《故事大王》在叙事上的混沌处理与作者想表达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或许更为紧密;另外,小说中父亲延亘又破碎的日志,更是把谜底直露地揭开给读者看,写到这里,作者似乎也还没放下心来,又安排了从未走出小镇的前台女子——一个篇末才匆忙出现的小人物,却印证了主题,同时也流露出作者些许不甘心的现实主义本能。

于则于的《鱼王塘传说》中也提到了“讲故事”,主人公陈宇营在试图与孩子们同归于尽之前讲了一个古,“古”指的就是故事,这个“古”正是小说的标题《鱼王塘传说》,其实“传说”,本身也是流动的故事,只是不再由单独一个人去构建,而是人群共同经营、佐证乃至反向佐证而成,故事之力也在流动之中愈发坚实,得以被陈宇营加以利用。

这篇小说讲的是如何面对亲人死亡乃至生命本质的故事,陈宇营在遭遇巨大的丧亲之痛后,陷入了精神失常的状态,他会对着湖水中黑影讲话讲到半夜。因为讲述是他释放心中苦痛和追思的一种方式,正如妻子的号哭。为了捍卫这种感情释放与寄托的唯一出口,他需要守候妻子儿女的尸骨与死亡之地,这也是他余下生命的意义。除了搬到鱼王塘附近直接守候,守候的方式还有通过讲述和重构鱼王传说,从而引起村民的忌惮与畏惧,不去抽塘里的水,这是间接的守候方式。为此,陈宇营甚至不惜制造更多意外死亡,以加强“传说”的神秘力量。

这篇小说整体上营造了一种诡秘和危险的氛围,当中有大量的死亡符号,最值得一提的是难产的羊,作者残酷地交由主人公亲手掏出两个死胎,并将这一部分置于小说开头,将审美体验延后,读到儿女双亡令人一惊,后面写到陈勇欲挖羊羔尸体,又与抽水暴露儿女骨骸互相对应,虽然稍显刻意,但吃羊与“吃人”之间的互证,读起来还是不由得心生寒意。另外,作者对陈宇营深沉心理的刻画和对环境与塘中魔幻影子的描写,也不时令人感到毛骨悚然。新嫁女的意外死亡,成为一直盘旋着的谜题,为这篇小说裹上一层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的质感。作者虽然给出了一些心理线索,将凶手指向陈宇营,但是意外的原因或者说杀人者的动机,依然引导着读者扮演侦探,在阅读中寻找着另一种可能与折向。

《鱼王塘传说》的妙笔在于陈宇营本想蓄意杀害四个孩子,却被村民误读为“见义勇为”。这一情节上的转向,显示出作者讽刺的才能。同时也令我怀疑,作者对主人公陈宇营的态度是暧昧的,似乎介于同情与轻蔑之间。总之,作者写出了陈宇营心理上的病态与矛盾纠扯:他对生命的漠视、冷酷,另一面却是对灵魂与彼岸的看重;他表面云淡风轻,不与人逞口舌之争,但其实又对富贫肥瘦计较于心;时而心存忧虑,怕被人发现、怀疑而命不久矣,时而又廓然地盘算着死亡,甚至走上倒悬自戕的结局。遗憾的是,这些矛盾,有的可能是作者故意为之,有的却可能是作者力有不逮,比如主人公的殉葬观和对自己生命的态度,似乎在这些应该逻辑统一的地方造成了稍许偏差。

杨萌的《小长夜》刻画了一对有趣的母女,她们都遭另一半抛弃,互相看不顺眼却不得不依傍彼此,小说中的“她”依赖梦境、幻觉,是一个沉浸在创伤之中的“病人”,而母亲则像是创伤的过来人,她虽然抱有许多传统的旧思想,但性格里的干练、强悍使她“绝对不会溃散”,应对一切危机仍能保持镇定。母亲关心起患病的女儿来,采取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,而女儿“她”对母亲是轻视又敬服的,这种微妙的矛盾铺就了《小长夜》的底色,为人物之间对话与心理交战的机锋提供了战场。在女性对感情问题的态度上,作者借由母亲这一人物提供了感伤自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,尤其结尾更展示了母亲经验的能效,不由让人发问:究竟新时代女性能从我们的上一代人那里学到什么?

作为一篇处女作,我们从中可以看见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潜力,但从作者在修辞和词语选择上所进行的一些陌生化处理,也能看出其语言尚有调整的空间。

讲故事本身——不仅在文学创作上,还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——就蕴含着强大的力量,人们可以通过它构建话语权力,警示世人,甚至凭此得到心灵的救赎。因而小说写作,即便是标榜为反讲故事的小说,可能也绕不开讲故事,这是叙事的魅力所致。青年写作者除了要实现“叙”的自由,可能还需要摸索作者与读者之间在文本中的关系,大多数作品对读者的挑战只能是适度的,正如设谜,太难、太易都可能无法产生美好的或有效的体验。作为读者,我们不妨期待这些青年作家,创造出更多有趣的“谜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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